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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娘:蝶恋花
  发布时间: 2011-03-2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0


  儿时,我穿着花衣裳在田间歌唱起舞,后来开始研究花草树木。长大后,花为媒,我嫁给了我国植物分类学专家、厦门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曾沧江先生。临近退休,丈夫走了,沉浸在痛苦中的我夜以继日地整理他的植物学遗著。老了,无法再像年轻时一样爬山涉水去寻访花的踪迹了,幸而丝网花又点亮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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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5月,我出生在印尼万隆。父亲陈添兴、母亲蓝碧柳深知华文教育是华人文化的“根”,因此于1939年底护送祖父母,携同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回到祖籍地福建漳浦马坪顶圩定居。父亲继续回南洋经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母亲则陪同我们在漳浦,一边奉养祖父母,一边督促我们学习华文。 

  次年,我和姐弟们进了顶圩育源小学(初小),毕业后又成为马坪中心小学学生。平时,除了上学,就是帮母亲在农田里种菜、种地瓜,虽是辛苦却也能在田间一会闻闻花香,一会跟着母亲哼唱歌谣。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断绝,我们生活来源被切断,家里把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甚至卖了准备给我们长大后结婚的手镯项链。记得在初中时,日本兵常常进村抢东西,我也换上母亲朴素的衣服装成老人和村民一起跑到山上去。搜不到人、找不到值钱的东西,日本兵就把鸡鸭抓走,把锅碗砸坏。 

  抗战胜利后,我初中毕业。那时去考了师范学校,因为学费比较便宜,结果毕业时被分到一个村里教小学,全校就只有一个校长和我,我害怕了。后来转到一位印尼华侨办的佛昙纯美中学继续读书。1952年毕业时,要考大学,老师建议我学生物,我就报了厦门大学生物系。因为本身喜欢植物,喜欢大自然,所以选读了植物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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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里,经常到山林中观察记录各种植物的形态、采集标本,然后再回实验室做研究,这正合了我喜爱大自然的心。 

  而大学给了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认识了我的丈夫曾沧江先生。1952年我进校时,正好丈夫毕业留校任教,我们就相识了,但直至大四才谈起恋爱,因此,我至今都不好意思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曾先生。 

  先生的父亲是菲律宾华侨,所以先生也是侨眷。他那时家境困难,只读到了初中,高中时全靠自学,后来还考上了厦门大学。他常说他能上大学最后留校并做出一点成绩,就是靠了勤奋和党的好政策。确实如此。和先生在一起后,有时候已经上床睡觉,他会因为突然想到一个研究上的问题,怕睡醒后忘了,又从床上爬起来。放暑假时,大家都在玩,可他不是钻在标本里,就是外出采集标本,长江以南13个省他都跑遍了。后来上山下乡,我和先生都被分到厦门郊区,他仍不忘研究植物,这期间还编写了不少教材。也正是如此,他一生发现了20多个植物新种。 

  只可惜先生走得太早了。 

  先生是1982年因心脏病逝世的。那时我整天以泪洗面,但一想到他还有很多文章都来不及发表,就打起精神为先生整理了大量遗著。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1983年整理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五加科)第二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冬青科、卫矛科)第二册(补编),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整理了先生的科研论文,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刊物上,其中《中国五加科、冬青科植物分类学基础理论研究》荣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五加科分族新纲要》和《中国冬青科植物志资料》均获1984年福建省高等院校科技成果三等奖。 

  如果先生仍在世,所获的奖,对植物分类学所作的贡献将远不只这些。

  3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工作后,我一方面承担了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做科学研究。粗略统计,我参加的国家科研课题有“巴戟天野生转家种”、“南药”羊角藤和水仙花等项目的研究,在《植物》、《植物研究》、《武夷科学》、《植物分类学报》及《中国植物学会55周年学术论文摘要汇编》等杂志发表论文。其中,1984年完成的《巴戟天野生转家种栽培技术》获国家三等奖,《羊角藤属叶表皮毛和气孔器的电镜扫描观察》于1991年获1987―1989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那时,我在家里还种了许多花。我们经常到漳州五�热带研究所做橡胶树的研究。每次去那,我都一定要拐到一个叫百花村的地方买花赏花。除了种花,我也种果树,如番荔枝、香蕉等,香蕉经常一结一大串,还分送给邻居。

  4

  1987年,我退休了,生活一下子变得简单了。只是在家带孙子吗?不行,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可不像年轻时那样可以到处爬山,怎样才能让生活再充实起来呢? 

  虽然登山爬不动了,我就到学校操场上去锻炼,打太极、舞扇舞剑。后来,我报了厦门大学老年大学办的缝纫班、烹调班。在烹调班里,经常一边学一边做,做好了大家互相品尝,比一比,很有意思。 

  我自小就喜欢唱歌,这大概是遗传自母亲,以前她常用直行的本子,抄写歌谱,然后我常跟着她哼哼。于是去了老年大学学唱歌,还参加了较有名气的老战士合唱团。上世纪90年代参加全国比赛,我们特意选了首很有特色的闽南话歌曲――《我爱我的台湾》,得了奖。 

  平时我们也会去KTV。早在上世纪80年,我们几个老人就跑到市老年人中心去唱。当时去的人很多,还要排队呢。后来,大家聚在一起唱得多了,就一起商量组个合唱团。这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于是发动群众,组成厦大的老教师合唱团。我们请了厦大音乐学院的老教师――聂老师来教我们,他教得很严格,说以后要让我们走出国门。当时真是对唱歌着了迷,要比赛了,我连在家炒菜都在背歌词,大家年纪都大了,还经常加班排练。 

  而种花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家里种了很多花,朋友见我花种的好,常常来要,有一次,给了朋友一盆紫罗兰,结果枯萎了,我很难过,就想要是有不凋谢的花就好了。2006年,合唱团的一个朋友问我:“老陈,要不要去工艺美术班,你爱花,那里教人做丝网花。”当时已经开学,我还是跑去报名,当时是班上最老的,老师一看我年纪这么大还想学,就同意了,还特意给我开了小灶,补上欠下的课程。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制作了第一朵丝网花――蝴蝶兰,从此做花的兴致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学做丝网花并不容易。有时,为了让丝网花的花型更逼真,我还特意到漳州花博园看花取经,路过花店发现新品种时,我也会停下来看看,看不够,就拍下来,不行就直接买下真花,然后剥开,研究花瓣的形状,看里面的构造。有一次,为了制作一盆荷花,我还到南普陀的荷花池观察了很久,不断研究其生长的形态以及造型的变化。 

  或许因为我是研究植物形态的,所以对花花草草的形态比平常人熟悉得多,就自己设计了紫荆花、三角梅和长春花等花型。朋友们都笑说我家就像是个花园,而见我成天钻在“花丛”中,就开玩笑地喊我“花痴”陈老师。


  陈勤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8岁,退休前在厦门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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