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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娘:绵延父爱
  发布时间: 2011-02-14   信息员:   浏览次数: 0

  陈勤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8岁,退休前在厦门大学工作。

  一晃70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当年离开父亲,回到祖国,是为了遵父命,回来寻“根”。如今,我早已扎根祖国,却无法奉养严父,他去世无法守孝床边,心中的遗憾唯化成这点滴文字,以纪念我心中的父亲、别人眼中的爱国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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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5月,我出生在印尼万隆,父亲是旅居印尼的爱国侨领――民国政府华侨顾问、抗日“南侨总会”执委陈添兴。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父亲生于福建漳浦马坪顶圩,字乃奇,是祖父陈文矮的长子。16岁时,他随祖父到印尼,在西爪哇芝亚米斯县经营土特产。那时父亲经营就以善为本,有的穷苦人来买,因为他们生活很需要,又一时没钱买,父亲就让他们赊账,时间长了没付,也就算了。大家都觉得父亲这店又便宜又实惠,店老板还很善良,就常来光顾。后来,店里什么都卖,如米、化妆品、万金油、感冒药等日用杂货之类的,就连寿衣也卖。祖母常说,店里除了棺材,什么都卖。慢慢的,父亲就有了一些积蓄。这时,他们迁到了万隆市巴刹南街,开设“新和兴”商号并在安密和巴城(雅加达)设了分店,专营唐山干果、罐头、杂货,兼收寄侨汇,兼代售渣华轮船公司船票。 

  后来,父亲在印尼和泰国侨生蓝碧柳,也就是我的母亲成婚,生下裕志、裕庆、裕逸、裕训和裕华5个儿子,以及环爱、珍娘、瑞娘和我4个女儿。

  2

  在家里,父亲是个孝子,祖父母还在印尼时,他早晚都要亲自向父母请安问好。后来,祖父母晚年想要“落叶归根”回归故里定居时,父亲马上拿出平生积蓄在故里建了一幢洋楼,并取名“添景楼”,让祖父母回乡安度晚年。 

  当时,正好我们兄妹也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一直认为华文教育是我们华人文化的“根”,为捍卫自己的“根”,就应该让子女回国学习华文,以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让母亲蓝碧柳带着我们6个兄妹陪同祖父母一同回国返乡,让我们能代他奉养双亲,享天伦之乐。 

  “添景楼”的位置就在漳浦人平时往返白水、漳、厦等地必经的陈仓岭古道之旁,父亲就交待我们,要常年备足茶水免费供应过路人饮用,并嘱咐祖父和母亲督促我们负责修理养护从陈仓岭山麓到玉庵溪这段二公里多的通途,以免因雨水冲毁而泥泞难走。还记得当时大家都夸说:“矮仔叔公铺桥造路做好心!”直至现在,人们还常怀念称赞。 

  那时,农村往往缺医少药,村民有病也无力医治,常小病拖至大病,要是碰上瘟疫流行就更难抑制。父亲特意查明村民常患的病症,常年备下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特效药)、羚羊、犀角(治发热)及痧丸、仁丹(治中署)、万金油以及外敷用的人头油、白膏药等,免费供乡亲们索取。当时,有些乡亲想治病但经济上又有困难,就会来我们家求助,我们都谨遵父训,无偿支持。有一次,村子里霍乱流行,父亲得知后,就四处寻访能防治霍乱的秘方,找到后,大量购买,分发给乡亲防治,从而压制了瘟疫的流行,乡亲们都称父亲为“大好人”。

  3

  1939年,我7岁时,就按父亲的要求回了国,因此,父亲的许多故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后来,父亲在印尼的一位朋友也回国,他告诉了我更多关于父亲的事。 

  这位世伯说,父亲在印尼,有急公好义、慷慨乐施的美名。他除了打理店铺外,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修桥造路,积极参加华侨社团工作,担任民仪时报社、励志社工委和中国国民党万隆直属支部委员。 

  有一回,宗亲陈照馨先生在“五・四”前夕倡议大家回家乡马坪创办“育才小学”,父亲当即出资响应。后来,村里的玉庵溪上没有桥,两岸民众要涉水才能过溪,小学校长陈子中为方便学生、行人免于涉水过溪而提倡建玉庵溪木板桥,向印尼侨胞捐募,父亲又一次慷慨解囊。后来木板桥遭洪水冲毁,学校倡议重修,他也支持促成。 

  1932年,黄河水灾十分严重,父亲在印尼发动捐款赈灾,被推选为赈灾委员会执委,捐募巨款和粮食、棉被、衣物等送回祖国赈灾,获当时政府授以“热爱祖国”匾额,并被聘为侨委会顾问。后来,他为了加强侨胞之友谊与联系,在万隆发起组建“陈圣王公会”被推选为公会主席。后又先后被选任万隆“中华总会理事”、“中华商会财政”、“中华会馆副总理兼学校董事”、“平民学校董事”等职。同时,他还发起以会馆名义开办中学,让华侨、华裔小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于华人办的中学读华文、讲华语,阅读华文书报,用华文与祖国亲友通信,增强同祖国亲人的联系与情谊。

  4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万隆首先发起组织了“慈善协会”,募集巨款寄回祖国支援抗日。当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侨赈济慈善委资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动南洋各地华侨捐募支援祖国抗日时,父亲又代表印尼侨胞亲自前往新加坡参加筹组,被选为13个执委之一,并作为印尼方面负责人。回到印尼后,父亲便广泛开展劝募,他与郑志春、杨纯美、吴扬明等被誉为印尼积极募款支援祖国抗日的“四大金刚”。 

  因为抗日,父亲还被当局关过。那是在日军侵占荷印时(当时印尼为荷兰殖民地,故称荷印),以父亲是抗日积极分子,就将他逮捕关入集中营,历时七个月又一天,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才获出狱。

  父亲出狱后,继续担任侨社各项领导工作和民国政府侨委会顾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曾邀请他回国观光,但他因事仍没有回来。 

  直到1973年1月29日,父亲病逝于万隆家中,享寿81岁,葬于万隆东郊芝加律华人公墓。 

  从离开父亲到父亲辞世,这中间父亲仅来看过我们几次,所以我对父亲是又敬又怕。有一次,他回国在家吃饭,我只敢端着碗躲在一边吃,但又忍不住偷偷看着父亲。倒是三姐大方多了,她比我大6岁,觉得父亲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坐在父亲身边和他一起吃一起聊天。 

  离别父亲回国后,母亲依然善良乐观地抚养我们。尤其是8年抗战时期,侨汇断绝,母亲只能变卖黄金、欧洲毛毯等家里的物件,甚至卖了准备给我们兄妹结婚的手镯链子。当时母亲想,要不先不让我们读书了,可父亲说女孩子也要受教育,再苦都要让我们读。母亲虽然节衣缩食,但对邻居却很好。有一位邻居婶婶也是侨属,他的爱人无法寄钱回来,买不起盐,只能喝白粥,母亲就把自己做的豆酱送给她。母亲常说,抗战8年都挺过来,还有什么好怕的。只是在解放后不久,我最小的弟弟破伤风去世了,对母亲刺激特别大,她一下子瘦得皮包骨头。上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我正好被下放,结果都没有通知到我,等我得知消息赶回去时,母亲已经过世7天了,连入土都没有赶上,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现如今,父母兄弟姐妹就只有我和三姐在世,每每回想起来,常不禁感叹世事的变迁,虽无法靠近父亲,却也能在父亲的光芒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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