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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龙:侨,一生不解的情缘
  发布时间: 2011-01-17   信息员:   浏览次数: 0

蔡仁龙,男,1931年出生在印尼,20世纪50年代回国,在中侨委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取北京大学学习外语,后到泉州华侨大学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调入厦门大学工作。


永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


1931年出生在印尼,小时随祖母回松口家乡读书。1938年我念小学二年级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为躲避战乱,祖母又带我回到印尼山口洋市。当时有一些国内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跑到了印尼,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华人学校教书,山口洋市的华文教育就很发达。1942年初,日本侵占了印尼,祖父、伯父、父亲、叔父就带着我们全家人跑到山口洋市的山芭避难,后因全家生计问题,被迫又返回山口洋市内,重营旧业。结果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关了两个多月。父亲经过九死一生的劫难,再带着我家四口人躲在乡下靠种田度日,生活十分清苦,直到日本投降。那时我学会了播种、插秧、收割稻谷、种菜、养猪等农活。

1943年到1944年,日本占领军先后在西加里曼丹全境进行过三次大逮捕。被捕的华印人士共3000余人。我祖父、伯父、叔父和不少老师也被认为是抗日分子全被逮捕,父亲因早已在山芭务农故躲过了劫难。


走出旧家庭,贫穷地学习着,振奋地活动着


19487月,我读完初二要继续读书得到雅加达去。父亲靠开了一个杂货店,艰难地维持着一大家庭人的生活。我又是家中的独子,所以父亲希望我能继承事业,协助挑起家庭重担。我在进步书刊思想的影响下,希望继续念书,追求新生活、新天地,并不理解父辈一代的艰辛和当时家庭经济的拮据。

为此我耐心地说服了我父亲并在母亲的支持下,完成升学的心愿。在雅加达中华中学半工半读的生活,是我的人生旅程一个重要阶段,在众多老师及领导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当地学生及社会活动,从华中学生会理事到雅加达学联理事、1950年“全爪哇华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我曾被选为第二届爪华学联主席并兼任学联机关刊物《中学生月刊》总编辑,直到我毕业后回国。


国门内外,对“侨”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飞跃


1953年回到祖国后,即被安排在中侨委工作,开始的半年时间,都在北京学习。通过学习,使我们对过去侨团工作的认识有了理性的飞跃。在海外华侨、侨团工作时,我们感性东西多,带着“左”的思想色彩;而在北京的是理论知识、理性的感悟,使我们真正理解到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能真正地把中国国情与海外侨情结合起来认识问题。可以说,这为我以后从事侨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一生与‘侨’有着特殊的深厚的不解情缘”


到厦门大学外语系工作一年后,我被安排到南洋研究所,它是东南亚及海外侨情的研究机构。我这一生,都是在从事侨的工作,对侨务工作有着特殊的、浓厚的不解情缘。

我们党的任务政策是非常好的,对华侨、归侨从不歧视,我就在中央侨务部门,后来又搞侨情的研究,有切身的感受。但是“四人帮”时期,把广大归侨视为敌特,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并对不少的人进行种种歧视迫害,有的蒙受不白之冤而死去。1978年,侨务机构得办,当时中央侨办领导叫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和我两人去接受任务,把各国华侨史编写出来,使大家了解华侨真实历史。

1981年,在洪丝丝、肖岗等领导倡议下,创建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廖承志主任曾到会对广大代表说,要把华侨史编写出来,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华侨?”“华侨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华侨的历史贡献及现状”,“总之把华侨来龙去脉真实反映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懂得华侨历史,怎么能做好侨的工作呢?侨务部门要重视华侨史的研究工作,研究华侨华人的过去和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参加了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的组建工作,并先后任秘书长、副会长及顾问。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响应党的廖承志主任的号召,把华侨华人的真实历史、状况写出来,让大家知道,特别是各级任务干部、任务工作者知道,从而能更好地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做好任务工作,团结广大华侨华人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及建设发展做出贡献。


(摘自:《国门内外――“侨”的口述历史资料,陈毅明主编,海洋出版社,2010。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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